关于打铃树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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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只有四十多户人家散居在一个黄土丘陵的山腰上，我家在村西头，我母亲就是大家嘴里的西头二婶，好朋友金凤住在村东头，她母亲就是大家嘴里的东头大妈，我们每天就像农村老太太经布一样经来经去，互相走访，用大人们的话说就是“客不离货，货不离客。”

　　我每次去找她，要经过一个打麦场，场里面高高的麦秸垛后面有几孔小窑洞，最矮最小的那孔据说是旧社会的黑店，已经有大半截被埋在地下了，有人爬进去过，说里面还有地窖和枯骨。相传解放前这里多有客商经过，有的就成了黑店的冤魂。大人们经常吓唬我们：“不听话看胡子来把你逮去卖喽！”，所以天稍微一黑我们就不敢出门。

　　每天吃过早饭，结伴过了“黑店”，然后要经过生产队的饲养院，饲养院前拴着好几匹骡马，常常踢人，哥哥就拿着用竹扫帚棍改制的弓箭一边躬身瞄那牲口的眼睛，一边示意我从他身后那窄窄的小路上跳过去赶紧跑向电磨坊，电磨坊的土窑洞上的黄土崖被特意刷得又光又白，上面还写着一些红字，听说是毛主席语录，和金凤家后院那个高窑里的那堆砖头一样厚的书皮上的字一模一样。

　　再往东是村里最大的打麦场，场埝边突出一个土峁，土峁旁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面扣着一个铁盘子，那就是当年生产队长发号施令的工具，打铃集合分工劳动。我出生晚，包干到户了，记忆里已经没有再响起那个铃声，但那棵树一直被叫做打铃树，是村子的标志。

　　每次走到这里，我都会专门走到土峁上瞭望一下，面朝村子往上看，可以看见喜娃爷还圪蹴在院畔畔边上端个大老碗吃饭；回身俯瞰就瞅见双喜叔家那条黑狗拖着铁链在大门口焦急地徘徊似乎在等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同时，听得见东头金凤家的母鸡下完蛋似炫耀似表功地狂叫；又能闻得见西头谁家懒婆娘炒葱花的香味。远远望望对面山腰上的庄稼地，一级一级大小杂乱又排列整齐的梯田，变魔术似的变出一茬一茬粮食来，粮食要沿着地头一架子车宽的小路拉回来，到了谷底要跨过一条东西走向的铁轨和同样东西走向的小河。

　　火车像是村民的钟表，大家不说几点了，而是说第几趟火车上来的时候，第几趟火车下去的时候，一趟趟火车按时从高高的选煤楼下接满一箱箱煤炭，然后从村旁东面的洞里钻出来，铁轨的撞击声近了，就能看见火车头里不停地喷窜火苗的炉膛和一锨一锨不停地添煤的身影，冒着白汽的火车头略作停顿后又从穿制服戴红袖章打旗语的扳道工身旁呼啸而过，很快又进入了西边的那个火车洞，长长的尾巴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听说那个洞有四五百米深，过了那个洞就到了城市，很繁华。

　　但那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每天懵懵懂懂只盯着东边的火车洞，盼望着父亲下班回来正好出现；或者盯着时隐时现的小河还有随之蜿蜒曲折的土村道上是否有自己的母亲下地正好回来。

　　回身再面对村子，抬眼仰望，可以看见矿小的教学主楼那瓦红的三角屋脊和矿中校园外三面是沟半岛状的大操场上的篮球杆。

　　不光我爱在土峁上瞭望，几乎所有的乡亲都爱站在那里释放一下焦急的等待和无奈，所以那里被踩得光秃秃的，只留下边上危险处有一圈深绿的茅草毡，像极了秃顶的老头脑后那一圈头发。常常有人站在那里高声喊：“虎儿——，回来吃饭……”或是“狗儿——，回来吃饭……”全村所有的庄稼地都能听见，人们都知道那其实是虎儿妈在喊虎儿他大和狗儿妈在喊狗儿他大吃饭。那时候夫妻之间还是羞于大呼对方名讳的。我们放学一进村口，就能俯瞰到母亲站在那里拿着鞋底子一边拽绳子一边朝我们张望。后来我们都走远了，母亲也常常以同样的姿势张望，眼睛花了，常常把别人当成了我。年轻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步行进村的人少了，摩托车多了，小轿车多了，唯独少了儿女，少了母亲，还有那和盼归的乡村母亲形影相吊的打铃树。

　　金凤家院门前是去往水井沟的路，路边有一个又大又圆的废弃石碾盘，历来是孩子们的“小操场”和“蹦蹦床”，水井沟很深，又被许多大树罩着，非常地阴森，半后晌沟里就黑实了，沿着沟沿的小路下去，有一口井，扁担伸完就能吊上来水，当时全村将近200口人都在那里吃水，一年四季不论早晚去水位都是一样地深，水也是一样的清，一样的甜，那时候凉水是可以喝的。

　　东面火车洞那头的选煤楼东面一二里地有一个霸王窑遗址，学校曾经组织学生去参观过，小时候玩捉迷藏时，我曾经在舅舅家老屋的偏窑洞里角落的一个废纸箱子里，捡到一本满是耗子尿云彩的残缺不全的《铜川县志》，我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其中有一篇《霸王窑》，里面颇为详细地记载着解放前黑窑主是如何剥削贫苦“炭娃”挖煤的黑幕。年代久了，我只清楚地记得他们把“炭娃”放到井下，半个月才让上来一次，每到秋天只让喝凉水吃玉米棒子，吃得人人都拉肚子，好久不见光，猛一出井口，不小心眼睛都会被阳光晃瞎。解放后，这里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开采，但是民间仍然在流传着一句话：“好儿一不当兵，二不挖煤，当兵的是死了没埋，挖煤的是埋了没死。”可见兵荒马乱，霸王横行的旧社会在人们心中的烙印有多深。

　　随着一车车煤炭运往祖国各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我们都惊奇，那煤矿上的楼房最高怎么只盖6层？不是现在的技术都能盖100多层的楼房吗？有人说，这地底下是空的啊，不敢盖那么高。后来周边的农村下连阴雨就出现过几次地裂缝，滑坡现象，所幸及时移民。后来国家就出台了沉陷区治理工程，大概从2005年左右就开始测绘，后来陆续在矿山原来的棚户区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座座整齐漂亮的经济适用房，天然气暖气设施齐全，小区里花园草坪间健身器材齐全，环境优雅，常常可以看见离退休老人们领着孙辈儿在那里锻炼，下棋，谈古论今，忆苦思甜。

　　小时候，午夜时分有一趟拉煤车，当火车鸣笛之后，“咵、咵、咵——” 努力爬坡时，炕头的窗户总是被震得有节奏地响，也就几分钟工夫，随着火车呼呼呼进了山洞，我也呼呼呼进了梦乡。常常在睡得正香的时候又听见母亲烧火做饭了，父亲担着铁皮水桶“吱扭吱扭”地去水井挑水，要赶在上八点班之前把那个大水缸挑满。记得有一次母亲早起在忙乱中把煤油灯打落在饭锅里，洗了很多遍，至今那股刺鼻的煤油味还记忆犹新。还有一次父亲担水回来说，胖婶家的娃在麦秸垛下睡了一夜，呼噜声吓了父亲一跳，去叫胖婶领孩子，她还不相信，一口咬定炕沿下六个孩子六双鞋刚好都在。如今那种蒸汽式火车只有博物馆可以看到，但常常却鸣笛进入我的梦乡，每每午夜梦回却再也听不到那真真切切的窗棂震颤声在耳畔响起，也再也看不到昏暗的油灯映照下母亲“嗤啦嗤啦”纳鞋底的情景。当我再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山村时，记忆中熟悉的人和物越来越少了，只有当年我挤在大门外粪堆上等着捡喜糖迎回来的婶婶咧着已经没了门牙的嘴巴漏着气笑着问我：“回来了？！”恍惚间，犹如母亲在问我：“回来了？！”努力掐掐自己，真真切切地痛着，怅然若失。

　　如今每次离开村子的时候，我都会再次走到那个土峁上，十分留恋地瞭望一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正在土峁上张望，喜娃爷家的那头受惊的红骡子昂首振鬃奋蹄绕着打铃树旁的打麦场狂奔不止，我吓得不知所措，有人在老远的高处大喊示意我找机会跑向墙根就没事了。常常回想起当年母亲拉着我的手送我去上学到此与小伙伴汇合的情景，由于大队小学远，我们在矿工子弟学校上学，农村户口很难报名，尽管当年建矿也占用了我们村的土地，但其他孩子还是要交借读费，我必须拿着工会的证明证实我父亲是本矿职工才能免交借读费，那时候工农阶级差别还是很大的，必须考得相当好才能赢来尊重，母亲很要强，总把我的头发拽得紧紧地辫成两根辫子挽回去再扎上红稠花，衣服都是她照着百货公司的样式亲手裁剪，然后用家里那台标准牌缝纫机缝好，滚上边，绣上花，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母亲坐在门槛上给我的绿色裤脚上绣了一对猫，和百货公司卖的裤子一模一样，我穿着那条母亲亲手缝制的娃娃图案连衣裙曾经引来了许多赞叹，大人们一见我都会笑问我：“身上背那么多小娃娃，累不累？”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那么地艰苦，却从来不知道烦恼是什么，有时候偷偷地一手戴着父亲的上海牌手表，一手戴着母亲的蝴蝶牌手表并在一起看着能乐半天，每天中午12：00吃饭时间还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单田芳说评书，很多人挤在一起听，后来每天晚上很多人挤在一起看电视，那时候心里就想，要是一人一台电视能躺着看该有多好，要是我有《西游记》里面的千里眼顺风耳该有多好，现在除了千里眼还没有民用的，其它的都实现了，好像也没比当年快乐多少，不论怎么淡泊的人对物质的追求都是无止境的，随时随地都在不经意地转变膨胀，浮躁不安。

　　但每当我站在土峁上，记忆的闸栏就会被冲开，象那匹受惊的红骡子一样狂奔，由此而发，无限辐射回放，我的心灵就会得到洗礼，尽管土峁在拓宽村道时已被削去不少，那棵打铃树不知何时也已经消失，但却始终伫立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守望着我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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