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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某市有一小型火车站，设施简陋，停靠列车较少，乘客不多。站前广场前是一条不宽的马路，零散地停放着接站的出租车。广场左侧是公共汽车站，停车场地势低洼，一大片积水弄脏了过往的车辆及行人。广场上唯一一座公厕，年久失修，常常停水，破烂不堪而又臭气熏天。
在这样的环境中，活跃着一支人数众多的环境卫生监督员队伍。一些中老年男女，身着便衣，身上不显眼处挂个牌，不经意间，很难看出其身份。有的固守某一角落，有的在行人中穿插，机警的眼睛随时关注过往的行人（大多为上下火车的外地旅客）。一旦发现有人随地吐痰、乱扔烟头，他们就会立刻抓个现行，从怀里掏出一本几乎翻烂了的市政府文件汇编，指着有关条文对当事者说：“你违规了，要接受罚款。”然后，将他带到广场边上的一张小桌子前，桌边坐着两位身着制服的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当场处理——罚款。
有一位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被处罚20元钱，因钱不够，在小桌旁站立一小时后，才被照顾，交了15元钱走人。一位50多岁的妇女，坐在街边的栅栏上悠闲地吸着烟。一伙刚下火车的乘客从妇女面前走过，妇女眼尖，发现一名乘客手上夹着一支即将燃尽的香烟。于是，她嘴上叼着烟卷，悄悄跟了过去。没走出十几米，那名乘客的烟头被弹在地面上。妇女像发现猎物的雄鹰一般，一口吐掉口中的烟头（当然也落在马路地面上了），几步冲上，扭住丢烟头的乘客，高声喝道：“罚款！”更有执着者，跟随一位吸烟的路人走过了好几个路口，直到路人将烟头扔进垃圾箱，才悻悻而归。
这些执法者有时还会凑在一起交流，相互了解抓的人数和罚的款额。然而，对于本地人士却是另一种态度。那些待客的出租车司机，或者聚集闲聊，随地吐痰、乱抛烟头早已司空见惯。一些小商贩高声叫卖，随意丢弃的垃圾遍布脚下。整个广场地面，看不出被执法者维护得洁净无比的景象。这些执法者只是对不讲卫生的路人进行罚款，却无人去清理这里的环境。
这些执法者聚集在小车站附近，并不是真的来治理环境卫生，似乎是对外来旅客收取管理费来的。
某些国人的一些卫生习惯确实有碍文明，对其进行经济处罚（包括重罚）也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靠罚一些旅客的钱款（又类似如此的方式）是起不到显著效果的。假如将该火车站周边的环境状况改善好了，一些人就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不文明行为；假如对所有的人——不分本地和外地，对所有的地方——不论车站还是其它区域，都能一视同仁，真正从治理环境卫生的角度去文明执法，那才不失去设立执法机构的意义。
执法本身在于维护和改进秩序，一旦今后社会环境和人们行为都规范了，则不再需要由专人去执法。但现在，不文明执法的情况多了，便成了为执法而执法，执法的目的落在了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上。
一些其它执法领域也是如此，若没有经济效益，执法的效果和力度就很小。但为了经济效益，常常出现不文明执法的情形。更有一些部门，还设定经济指标，作为创收的渠道，以致于下属工作人员为完成指标，不择手段，加重了不文明的执法。
如果长此以往，即使局部的外部环境能有所改善，但人们的内心环境又会出现阴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