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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浏览报刊杂志与网络文章，感情在波峰与波谷之间冲浪，让我体验到两种绝然不同的情绪。我为人间真爱感动而泣，我为社会素瘤人类痼疾的存在悲愤以致无奈。
我的感动
9月14日读《》，文字与图片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杨堤乡官岩村杨老师，教龄29年，其中有11年，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方便，每天往返6公里，自购轮胎作舟，到漓江对岸的浪洲村小学为孩子们上课。老师的轮胎在风光旖丽波诡浪秘的漓江上漂流。如果遇到汛期，杨老师还得随波漂流五六百米才能上岸。不是没有船，大集体的船已经抛锚，私营的船不方便。老师就这样在漓江上横渡，少得可怜的工资不是诱惑，横渡已成习惯，如果他不冒着危险横渡，那些山里的孩子就无法从愚昧的黑暗里得到超渡。
放学了，老师背着两个庞大的轮胎与他的学生走出校园，那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天神。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是早就解放了吗？我怎么总是感觉他们仍然被绑缚在奥林匹斯神山上，为了一种宿命，宁愿忍受烈火的炙烤。
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为杨老师祷告，姑且把这一路艰辛当作自助旅行吧，只是当心把你的诺亚方舟划好哟！
中秋节，读《读者》上的一篇文章，小日飞的故事让我动容。当母亲李海英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血透析的时候，父亲卑鄙地撤退了，他带着自己的小情人，撇下孤儿寡母，逃之夭夭。当小日飞明白这个家庭只剩下他这个男子汉时，他毅然选择了承担。6岁的小小男子汉撑起一个家！他像大人一样督促母亲吃药，量血压，拔打120，他悄悄拿走母亲放在枕头下的……为了减轻经济负担，他进游乐场边玩边捡饮料饼，用卖垃圾的钱为母亲熬骨头汤喝。他成绩优异，数学竞赛全市第一名。他唯一的愿望是长大后当医生，治好母亲的病。当他知道匮乏，治愈母亲的病需要换肾时，他悄悄地告诉记者：“等我长大了，我将我的肾拿一个给妈妈，医生说，我现在的肾太小，还不适合妈妈。”
可怜可敬可亲可爱的好孩子，小小年纪，他竟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叫肾的器官，而且知道这个肾能够救妈妈的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苦难成就慈悲。李海英因病而被丈夫抛弃，却得到了天使的庇护，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说老师是孩子们的光明神，那么小日飞就是不离不弃给李海英带来生之希望的幸福天使。
李海英可能不知道，从她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正攒足了劲用爱的营养培植那个叫肾的器官，如果她知道了，她会感动得是死去活来还是不愿活下去呢？相信小日飞的肾会很听话，在爱的慈辉中旺盛地生长。
肾是造血器官，血性联着人性，人性取决于良心，有良心担保，那肾不仅长得快，而且绝对健康。我一想到有一个小小男孩，为了拯救母亲的生命，做梦都盼着自己早日长大成人，当肾足够大的时候，再幸福满足地躺在手术台上，在圣洁如诗的无影灯下，让医生摘取生命的一半，去拯救自己亲爱的妈妈的生命，我就情不能自已……我想起谭延桐说过：“当一个人真正懂得了感恩戴德是一种美好的德行时，人类的诗篇就真正完成了。”6岁男儿小日飞的所作所为已远远超越了感恩戴德的层面，而表现为一种纯粹奉献和牺牲的慷慨。关于这一点，我承认语言是贫乏的，那就让我们感动吧，并小心打扫我们的灵魂。
我的悲
8月20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生孟懿从七楼跳下自杀。据《》报道，此前，4月，北大本科女生跳楼自杀；5月，北大心理系博士生跳楼自杀；6月，上海交大博士生跳楼自杀；7月，北大本科男生跳楼自杀……截止日前，影响较大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北京四起，全国10起。《》在并不显眼的位置报道这些事件和数字，我想是出于媒体的良心，因为稍为不慎的报道，对有自杀倾向者将起到消极引导和暗示的作用。网站上亦有此类事件的报道。博士生孟懿的父母为了警示社会并引起关注和思考，公布了儿子遗书中的死因：“厌世，想偷懒，精神抑郁”。
看到种种有关自杀的报道，我悲从中来。在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温饱线下的饥民、灾区的难民苦苦挣扎求生求活的时候，这些社会的骄子，祖国的栋梁却凌空飞翔，把他们的血肉之躯和学识智慧开放成城市触目惊心的死亡之花。
这些孩子生前无疑是优秀的，他们智商贼高，成绩优异，表现良好。他们是“三好生”，优秀学生代表，优秀学生干部，奥赛冠军。他们是某县某市某年的高考状元、榜眼、探花。他们身后有父母亲朋的自豪骄傲，殷殷期望，百般呵护。还有领导老师的交口称赞，瞩望期待。他们被笼罩在辉煌的爱的包围中，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以致生命之弦最后断裂。他们本想猛喝一声：“我受不了”，但这声呐喊喑哑成青春的肉身砸在冰冷的城市硬道上的一声闷响。在肉体解构前，他们的精神早已崩溃。赵丽宏的伤痕散文描述了很多文革时期高级知识分子不堪屈辱跳楼自杀的惨剧。那个时候，死一个高知如同死一只苍蝇和蝼蚁，有些人还拍手称快。现在却是我们家庭社会倾全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博士生步其后尘！他们选择更大的高度，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悲壮还是一种嘲弄？他们没有死于屈辱却死于厌世和压力。难道我们的教育不是教他们如何活着而是教他们如何死去？
一个叫临海的城市，政府图政绩学校比气派，斥资几千万数亿元，迁建豪华校舍，打造临海教育的“名片”以致使财政陷入困境。为了遮羞，他们勒令“在职教师”不要乱说话，否则“严肃处理”。
临海的“在职教师”果然噤若寒蝉，因为身家性命掌握在当权者手里。但是，有一位老者不信邪，85岁的退休教师金伯里秉公直言：“这不是‘名片’，是‘明骗’”。8旬老翁当然敢直言，因为早活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死亦无憾。临海执政者的并非非常之举在国土上并不鲜见，县委大院市委大院乡镇大院比宪法大得多了去了。动辄封口，不准交谈，不准上访，不准说真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宪法赋予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利？若没有赋予，那官们又哪来的包天大胆？
我为“在职教师”悲！悲教师们端人碗，受人管，敢怒不敢言。白日炯炯却暗夜如磐。嘴巴长在自己身上，话语权却在权贵们那里。
我为金伯里老师悲！恁般年纪，还为“别人家”的闲事拍案而起，生气上火，凭老迈之躯，牙松皮垮之嘴与铜嘴钢牙的政府较真。
我为临海人民而悲！还算勉强干净的校园，被几个好大喜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蛀虫弄得污烟瘴气。谁都知道，形象工程实为部分人中饱私囊的****工程。
我更为临海教育行政长官而悲！虽然法制与民主的空气确实很稀薄，但网络铺天盖地。一手可以遮天，可以封口，但遮得了网络，封得了众手与鼠标吗？如此小儿科的认知能力，哪里配做新世纪的行政长官？
至于遭遇教育体制的尴尬，海南省今年的高考状元刘洋不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而被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录取并享受44万港元的奖学金，就叫人有点啼笑皆非了。刘洋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能读社会主义大陆的大学，却成为资本主义香港大学的香饽饽。对于刘洋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路上捡金元宝。对于我们多少年一成不变的教育体制又意味着什么呢？户口——中国人的第二身份证，比印度的种性制度文明不到哪里去，却死而不僵。在移民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在全球化趋势扑面而来的时候，户籍制度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全国至少有10亿人是深受其害并切齿痛恨的，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能跟城里人一样享受较好的教育资源和起码的做人尊严。
刘洋的母亲说：“读书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现在变得很不正常。”不过刘洋还是幸运的。刘洋的遭遇让人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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